新加坡，这个国家以其卓越的国际教育体系、尖端的职业机遇、清新的绿色环境和高素质的居民而闻名，并使之成为吸引中产阶级家庭的关键因素。
然而，近年来，新加坡的生活成本急剧上升，那些带着美好期望来到这里的人，不幸地经历了一种剧烈且无情的生活水平下降。
物价的不断攀升，使得原本对新加坡生活充满憧憬的人们，不得不面对消费能力的急剧缩减。原本期望的高品质生活，现在却变得难以为继。
在2020年之前移居新加坡的内地中产家庭，常常会怀念那段以新币收入、人民币支出的日子。
2018年夏末，Lisa一家随着丈夫工作的变化，从深圳迁移到了新加坡。
当时，Lisa刚成为全职妈妈，迎接了家中第一个孩子的到来。
那时的新加坡生活成本与深圳相仿，收入相对较高，加之对外籍人士的税收优惠，使得在新加坡的生活显得经济实惠。
在深圳福田，Lisa家的房租大约是每月七八千元人民币；而在新加坡，他们第一年租住的公寓月租为2500新币，相当于略高于一万人民币，楼下即有花园、泳池、购物中心和各式餐馆，生活设施完备。
当时，Lisa家每月在饮食上的开销不会超过1000新币，总体生活成本甚至略低于深圳。
然而，随着时间推移，新加坡的物价水平急剧上升，这种上升趋势远远超出了Lisa的预期。
房租成本尤为显著，2500新币的月租已成往事。
随着孩子们的成长，Lisa一家搬至CBD附近的豪华公寓，拥有宽敞阳台和私人泳池，月租高达7500新币，翻了三倍。
疫情之后，他们又搬到了CBD的另一处公寓，面积较小但月租却增至8900新币。
教育成本的上升同样令Lisa感到压力。2018年，女儿的国际幼儿园学费为每月1800新币，四年后增至2600新币。
Lisa的丈夫偏爱西餐，孩子们对食物也有较高要求，常购买欧洲鱼类、澳洲牛肉和日本和牛。
物价上涨前，这些开销尚可承受，但现在单是食物开支每月就超过3000新币。
到了在新加坡生活的第六年，Lisa明显感受到了生活品质的降低。
为了减少开支，Lisa不得不做出艰难的决定，将女儿转至楼下设施较为普通的幼儿园，尽管条件稍逊，但月费只需略高于2000新币。
随着第二个孩子的出生，每月需支付的幼儿园费用上涨至4600新币，这对夫妇俩来说无疑是一笔沉重的开销。
周末娱乐活动也变得节俭，多在公寓楼下的花园中度过，因为外出购物或观影都需要额外支出。
生活中的小细节也反映出节约的必要性，比如给孩子涂抹润肤乳时，Lisa会剪开管子以确保每一滴都不浪费。
尽管Lisa一家并非新加坡的普通中产阶级，但他们的经济状况却颇具代表性。
根据新加坡统计局2023年的数据，本地受雇居民家庭的收入中位数为10869新币，而收入位于前10%的家庭，其工资水平为14803新币。
Lisa夫妇的月收入合计约2万新币（约10万月薪），看似处于中位数之上，但每月高达19000新币的生活费用几乎耗尽了他们的收入。
经过计算，Lisa夫妇每月最多只能储蓄1200新币，折合人民币大约6000元。
自2006年起便在新加坡工作生活的Linda，目前担任移民中介。
她观察到，自2020年起，受疫情经济和全球形势的影响，新加坡的移民业务急剧增加。
不仅中国内地的中产阶级渴望获得新加坡身份，香港、美国、澳洲等地的华人也纷纷加入这一行列，他们出于语言文化的亲近或希望与家人更近的愿望，将新加坡视为回归亚洲的理想之地。
Linda指出，近年来她所接触的客户主要分为三类：
第一类是出于子女教育考虑，母亲陪同孩子前来；
第二类是在中国内地或香港拥有企业，希望将业务扩展至新加坡；
第三类则是月薪超过三万新币的企业高管或顶尖技术人才，他们有资格申请 ONE Pass（海外网络与专业技能通行证）。
与早年以劳务输出为主的移民潮不同，近年来的中产阶级移民更多是为了获得新加坡的身份，这一目标的转变具有根本性的意义。
新加坡的优质国际学校、开放的社会环境、先进的工作机会以及优越的生活环境，同样吸引了像Casey这样的单身母亲带着孩子来到这里。
面对国内国际学校师资水平的下降，Casey为了给即将小学毕业的女儿提供更高质量的教育，决定迁居新加坡。
Casey认为新加坡在教育、文化、科技和生活条件方面均处于亚洲领先地位，她和女儿都能在这里接触到世界级的信息资源。加之她十年前曾在新加坡工作，且在国内一直供职于跨国公司，她认为移居新加坡是一个明智的决定。
2022年，Casey通过工作调动来到新加坡，这里的生活没有让她失望。
她特别欣赏新加坡的高绿化率和随处可见的公园绿地，即便是炎热的夏季，也能在树荫下感受到凉爽。
新加坡居民的素质很高，公共场合的不文明行为很少见。
由于新加坡较低的税率，Casey在新加坡的收入虽然与国内持平，但实际到手的金额要多得多，这让她的经济状况更加宽裕。
Casey认为，尽管新加坡的生活成本较高，但个人的消费选择可以多样化。
例如，顶尖的国际学校如英华自主中学和UWC世界联合学院的年学费在4万到5万新币之间，而选择第二梯队的学校则相对经济，且教育质量依然很高。
日常购物方面，大型连锁超市的价格相对较高，而小商店的价格则更贴近工薪阶层的消费水平。
目前，Casey和女儿居住在新加坡CBD一套90平米的公寓，月租5200新币，除了女儿的学费外，她们的月生活开支约为8000新币。
对于十年前就已达到百万年薪的Casey来说，经济压力并不大，还能有不少储蓄。
Casey认为，在新加坡要想生活得比较舒适，个人年收入在30-40万新币之间会比较合适。
如果是一家三口，年收入30万新币虽然可行，但生活可能会相对简朴。
但并非所有人都能在新加坡拿到这样的收入，而且对于新移民来说，在获得新加坡PR（永久居民）身份之前，不可避免地会经历一定程度的消费降级：
在国内可能居住在豪华别墅或宽敞的公寓，但在新加坡可能只能租住较小的住宅，由于新加坡购车成本高且限制多，新移民需要适应使用公共交通，以及只有在pr阶段才能享受到孩子教育福利或医疗福利，在前期都需要付出额外花费。
然而，一旦获得PR身份，就可以以较低成本购买新加坡的政府组屋，以居住成本为主的一应成本都将大大降低，因此获得PR身份对新移民来说意义重大。
新加坡的永久居民（PR）申请过程对中产阶级家庭来说是一个难以预测的挑战。
Lisa一家在新加坡生活了六年，期间两次尝试申请PR，但均以失败告终。
尽管他们拥有稳定的家庭和约2万新币的月收入，依然未能获得移民局的批准。
移民中介琳达指出，与欧美国家相比，新加坡的PR申请缺乏明确的评分标准，这增加了申请的不确定性。
例如，马来西亚国籍的人更容易获得新加坡身份，每年约有60%的PR名额被马来西亚人获得。
而且申请结果不仅取决于工资和经济贡献，还涉及申请人与当地社区的融合程度、所在行业、年龄和教育背景等多个因素。
她对客户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：
她们在搬到新加坡：
1-3年内获得PR的人数占31%。
4-6年内获得PR的人数占的占16%。
25%的人在居住超过6年后仍未能获得PR。
2022年，尽管有超过30万人提交了PR申请，但只有大约34000人获批，显示了较低的成功率。
面对新加坡如此高昂的生活成本和不确定的PR申请前景，一些家庭开始考虑其他选项。
考虑到新加坡缺乏政府养老金补贴，如果物价持续高企，单身母亲Casey可能会选择几年后回到深圳定居。
而Lisa向公司申请了外派，并计划带着孩子移居越南。
在越南，两个孩子的国际幼儿园费用总计每月仅需1800新币，远低于新加坡。
Lisa强调，她并不认为越南是一个落后的选择，而是将其视为一种战略性的退却，为孩子们提供了一个更加经济实惠的成长环境。
这些家庭的故事反映了新加坡中产阶级面临的现实挑战，以及他们为了寻求更稳定和经济的生活所做出的艰难选择。
同时，这也展示了全球化时代下，人们为了更好的生活质量和家庭未来，愿意跨越国界，探索新的居住地，并为之突破险阻，一往直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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